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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就业压力并不大

原标题:抽丝剥茧,就业压力并不大

作者:张文朗郑宇驰

来源:文话宏观

要点

  • 近期互联网等行业减薪裁员的消息时有耳闻,但宏观就业指标仍然表现强劲,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仍然走低。如何解释这些现象,2019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涉及到政策制定,并影响市场的走势。
  • 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比如15-59岁人口自2012年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有加快的趋势,2019、2020年预计将分别下降180和300万左右。另一方面,服务业快速崛起,变成了吸收劳动力的“大户”。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如家政服务业由2015年的2330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2540万人。2017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1000万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0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近400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快递行业约有300万快递员,而外卖有接近60万的送餐员。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动,但也跟政策的支持有关,近年来服务业的税率下降较制造业更多,其中营改增的影响最为显着。
  • “大变局”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供需方面,还表现为几个结构性的趋势变化。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倾向都比较明显。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较80后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17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了6.6个百分点。劳动力向低线城市转移也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率和留存率近年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蓝领在外出打工数年后也有“落叶归根”的现象,到外省务工的民工人数与在省内务工的民工人数的比率过去十年趋势性下降了10个百分点。
  • 基准情形下,2019年就业压力总体上不那么大,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而本轮“稳就业”的政策也主要聚焦供应端而非大幅刺激需求。预计2019年城镇就业市场的仍然呈现供小于求的态势。但结构性失业问题存在,其中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可能相对明显,但部分可通过继续深造来解决,实际上2018年选择继续深造的本科毕业生的比率较2016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左右。前几年发展迅速的行业(比如互联网)面临的压力也可能上升,而部分制造业仍然面临“招工贵”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一方面是通过“四万亿”刺激需求,另一方面是从供应端解决问题。而本轮“稳就业”的重点在供应端(比如对不裁员的企业提供税费优惠),而非大幅刺激需求。不过,如果全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行或者贸易摩擦恶化,就业压力将可能较基准情形下明显上升。

正文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市场越来越关注失业问题,不时传出的互联网、金融等行业“裁员”的消息扰动市场情绪,而决策层也将“稳就业”放在了“六稳”之首。但是与这些现象相悖的是,宏观层面的就业指标仍然表现强劲,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屡创新低。如何解释以上现象呢?2019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这涉及到今年经济与政策,并影响资本市场的走势。

劳动市场“大变局”??

总量的失业率指标显示就业市场仍然比较稳健。反映城镇就业状况的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不断降低,2018年第四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创2002年以来的新低;2018年12月,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4.7%,为2013年以来的新低(图1)。值得注意的是,包含城镇和农村的整体失业率[1]在2017年也出现了下降(图2)。

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值得关注。第一个变迁是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崛起。2012年,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达到了最高点——30.3%,此后逐渐下降,2017年为27.0%,与此相对应的是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在2012年后加速上升(图3)。第二个变迁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由于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15-59岁、15-64岁新增人口分别自2012、2015年开始为负,且下降速度有加快趋势:其中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9、2020年预计将分别下降181、302万(图4)。

传统的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供给在减弱。一方面,与城镇一样,农村也在面临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的状况;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减小也使得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工作的意愿边际减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35.6%上升到了2018年的37.2%。两者共同作用下,2018年的农民工人数只增加了184万,相比于2017年的481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图5)。

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面临压力,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经济下行,偏向中高端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确实有所下降,但供给并未大幅上升。中国就业研究所分析智联招聘[2]的数据发现,2018年第四季度,招聘需求人数同比下降12%,环比上升25%;求职申请人数同比上升8%,环比上升4%。2018年第四季度的CIER指数[3](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2.38,有季节性改善,低于2017年同期(2.91),但与2016年同期(2.41)相近。而偏向中低端的劳动力市场仍然维持较高的景气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统计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4](比如地方人才市场)市场求人倍率在2018年第四季度创新高至1.27(图6)。

中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边际放缓与主观感受比较一致。猎聘网《2019年第一季度招聘趋势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对中高端人才的招聘需求减少的企业占比为17%,较2018年第一季度的12%有所上升(图7)。比较受市场关注的互联网行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后的扩张速度有所趋缓,2018年第四季度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CIER指数为5.61,较2017年第四季度的10.24有所下降,但较2018第三季度的4.2回升。主观感受也可能放大了严重程度,2018年互联网中高端人才的期望年薪和实际年薪之间的差异较2017年扩大(图8)。

服务业:创造就业的“大户”

从数据上来看,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其中如家政服务业,由2015年的2326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2542万人(图9)。2017年相对于2012年,城镇就业人数[5]增量从高到低的排列为:生产型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制造业。虽然建筑业(+633万人)、制造业(+373万人)的城镇就业人数增加数排在第一、二位,但是增速的排名却排名第4、15位,分别为5.6%、1.7%。生产型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增速最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2.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2.2%)、房地产业(10.2%);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城镇就业人数增速也要高于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4.5%)、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3%)(图10)。

新技术的冲击加速了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互联网等新技术加速发展:中国网民人数从2012年底的5.64亿增长到了2018年6月底的8.02亿,普及率从42.1%提升至57.7%。其中,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为显着:中国手机网民占整体网民的比例从2012年底的74.5%增长到了2018年6月底的98.3%。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共享经济的大发展,从而带动了就业,其中许多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7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7亿人,比上年增加1亿人左右;其中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71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约占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54万)的9.7%(图11)。

共享经济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以及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等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专车:以滴滴为例,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6]人(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驾司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超过178万是复员、转业军人,还有133万失业人员和137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外卖:以美团为例,日均活跃配送骑手数从2015年第四季度约1.4万人增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 53.1万[7]人,其中有4.6万人来自贫困县,占比9.2%;有15.6万[8]人曾经是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工人,占比31.2%。快递:2018年快递全行业估计有300万[9]快递员。此外,共享住宿、家政等行业也实现了与新技术的融合(图12)。

除了信息技术的促进作用,政策也对服务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单从数量上来看,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政策支持文件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层面发布的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持政策在2011-2016年就有45项,相比以前年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图13)。而措施集中的领域排名前三的是税收优惠政策(67项)、信息网络支持政策(59项)、法规管制政策(33项)(图14)。

从效力最强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近年来第三产业的税率下降更多。2012年第二、三产业的税率[10]分别为22.4%、22.8%,2016年分别为20.5%、20.7%,第三产业降低的幅度(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部分服务业,如住宿和餐饮业(-46.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7%)、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4.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2.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2.0%)的变化程度[11]大于制造业(-7.9%)。

这样的变化主要来自于营改增对服务业减税的影响。从2012年1月1日营改增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开始,营改增政策逐步推行至全国和所有服务业。2016年5月1日起,所有服务业都被纳入到了增值税的范畴中(表1)。

截至2017年,营改增已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12],主要的受益[13]行业就是服务业。从2012-2016年税率的变化来看,部分服务业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率[14]下降幅度高于制造业(-0.7个百分点),占据了整体税率下降幅度的大部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5.9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3.1个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2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1.7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1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7个百分点)(图15)。

制造业中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比例提升最快,可能是由于相对于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的监管更严。从2011年到2014年,制造业中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提升最多:从14.1%提升至21.4%;而同期批发和零售业从24.4%下降至14.4%(图16)。农民工就业中制造业的占比从2009年的37.2%下降至2017年的29.9%。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许多服务业中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司占比较高。占比[15]排名前三的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1.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0.7%)、制造业(72.4%)。从2012年到2017年,许多服务业中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上市公司占比有了较大的提升,例如:卫生和社会工作(+25个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7.3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4个百分点)(图17)。

服务业上市公司也享受到了较多的政府补助。2017年,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排名前三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5%)、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4%)。从2012年到2017年,许多服务业得到的政府补助占收入的比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47个百分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0.38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3个百分点)(图18)。

以上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许多服务业平均工资高于制造业:2017年各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中,制造业为6.4万元(排名第14);相较之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13.3万元(排名第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8万元(排名第10)。许多服务行业的工资增速也高于制造业(9.1%):教育(11.8%)、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1.8%)、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1.3%)。对于农民工来说,2017年月平均收入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4048元),高于制造业(3444元)(图19)。以其中的快递为例,2017年顺丰速运员工平均薪酬为12.15万,显着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万)。

新职业人群的工作满意度也较高。根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2018年新职业人群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已过半数,达到52.8%,而且50.5%的人对工作表示“非常喜欢”,对工作表示“喜欢”的有33.6%;对当前工作表示不喜欢的,占比仅有1.8%(图20)。

就业压力究竟有多大?

就业压力虽然较2017年有所增大,但仍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2018年11月的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为46.2小时/周,与2016年持平。我们估算基准情形下,2019年城镇就业市场的需求[16]大约增加919万[17],而供给大约增加603万[18],缺口较2018年下降,但是仍然比较大,说明总体上就业状况不会出现大幅恶化(表2)。

就业总体上压力不那么大,但结构性失业问题存在。未来就业预期指数和PMI从业人员指数较前期高点有所下行,但还不算很差(图21)。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升级可能会对就业有冲击,但目前来看,中美谈判紧密锣鼓进行,预计有缓和。同时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下降。进出口金额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62%下降到了2018年的34%(图22)。

其中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可能相对明显,但部分可通过继续深造来解决。大学毕业生作为就业的重点群体,“找工作难”的情况由来已久,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2年所做的调查,虽然总体失业率随着学历提升而逐渐降低,但是对于21-25岁的人群来说,失业率随学历提升反而有所升高(图23)。

一大原因是工作技能要求与学习内容的不匹配,结构性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18届毕业生的情况来看,理学、工学、医学类的就业状况较好,而经管、艺术类的就业状况较差(图24)。这种状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就业政策的帮扶来缓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继续深造的方式来延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图25)。

不过,如果全球经济增速超预期下行或者贸易摩擦恶化,就业压力将可能较基准情形下明显上升。

几个结构性趋势

农民工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比较明显。近年来,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不断下降,而不断向建筑业、服务业转移(图26)。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与制造业之间替代性较高的行业包括: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对于农民工来说,一方面其也受到整体老龄化的影响,在供给方面的压力不断减小;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图27),也能部分将降低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换句话说,低端劳动力受教育的时间变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导致供给放缓。

倾向服务业而逃离制造业的现象在年轻人中间也十分明显。以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两大人群来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和蓝领都有弃制造业、选服务业的趋势。2017届本科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了6.6个百分点(图28)。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较80后上升了17个百分点(图29)。

劳动力随产业从发达地区回流的趋势增强。无论是中低端还是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都呈现出劳动岗位供给和需求向中西部、低线城市回流的趋势:2018年第四季度,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的用人需求中,东部地区下降最多(-0.4%),而西部地区用人需求增加最多(+10.1%)(图30);三线城市的CIER指数最高(2.27),一线城市最低(0.88)(图31)。

对于各种层次、行业的就业,向低线城市转移似乎都是一种趋势。新一线城市[19]的人才流入率和留存率在近年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图32);而蓝领在外出打工数年后也有“落叶归根”的趋势(图33),这一点从外出和省外农民工比例的下降趋势上也可以看出来(图34)。

“稳就业”:重点在供应端而非刺激需求的老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就业优先,“稳就业”为“六稳”之首,但很明显,这次稳就业政策是以供应端为主,不是通过大幅刺激基建与房地产来创造就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民工就业问题一夜之间爆发,政府一方面是通过“四万亿”刺激需求,另一方面是从供应端解决问题。从供应端来看,本轮“稳就业”政策与2008年有相似之处。

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除了“四万亿”刺激,主要还有国务院下发的一个综合性的政策措施文件,国办下发的农民工工作、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三个文件,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特别培训计划、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和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的三个文件[20]。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08〕117号)被总结为“五缓四减三补两协商”。

而2018年12月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21]》(国发〔2018〕39号)中有关使用失业保险补贴参保企业的措施,与2008年的相关政策具有类似性,部分政策力度甚至有所超越(表3)。

例如,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以广东为例,失业保险金标准是最低工资的90%,相当于得到补贴的企业能够最多获得参保职工人数半年的工资补贴,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补贴标准。

对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也将发挥稳定就业的作用。小微企业占了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图35)。而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小微企业属于服务业(图3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稳住了小微企业就稳住了就业。目前的政策一方面从金融入手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有望部分缓解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但在金融周期向下的大背景下,单纯采用针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还难以真正见效,自发紧信用的负向螺旋很难被轻易打破。但财政发力,进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或者能让小微企业更多发挥稳定就业的作用。

2019年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主要包括:1)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5%和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覆盖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98%为民营企业。2)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3)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这些政策预计每年可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注释:

[1]失业率=失业人员/经济活动人口。由于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城市的自然失业率高于农村的自然失业率,使得2016年以前,整体失业率上升而城镇失业率却不断下降。

[2]智联招聘的求职人员偏向于中高端,截至2012年12月底,该数据库共有活跃建立2130万份,本科以上教育背景的高学历人员比重为86.2%。

[3] CIER全称为China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中国就业研究所)。

[4]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职人员偏向于中低端,2018年第一季度,进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的求职者约466.9万人,用人需求较大的职业包括推销展销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餐厅服务员、厨工、其他餐饮服务人员、治安保卫人员等。

[5]为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包含私营企业。

[6]数据来自《新经济 新就业——2017 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

[7]数据来自美团招股说明书。

[8]数据来自《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9]数据来自《2018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

[10]我们将税率定义为税收/增加值。

[11]变化程度=税率变化/原税率。

[12]《营改增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人民日报,2018年01月18日。

[13]服务业营改增受益的渠道有两个: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营改增后增加了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减少;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增值税征收率(3%)较营业税税率(5%)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14]实际承担的间接税税率=(营业税+增值税)/增加值。

[15]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上市公司占比=所得税税率低于25%的上市公司数量/该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

[16]为城镇就业人员净增加。

[17]基于谨慎的原则,这里采用保守的假设:2019、2020年GDP增长6.2%、6.0%,城镇就业人员增速与GDP增速的比值为0.34,为2013-2018年的最小值。考虑到前文提到的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更强,这是相对保守的假设。

[18]我们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估算了每年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城镇劳动力供给变动,其中包括了当年找工作的年轻人和退休的老年人。根据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每年农民工的人数变化估计了当年农民工人数的净增加,这里谨慎起见,对2019、2020年都使用略大于2018年的200万。失业人口中再就业的人数也成为一项供给,包含了非年龄变动导致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等因素, 这里谨慎起见,对2019、2020年都使用2018年551万。

[19] 2017年为成都、杭州、武汉、重庆、南京、天津、苏州、西安、长沙、沈阳、青岛、郑州、大连、东莞、宁波。

[2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题组.应对金融危机就业政策的评估[J].中国就业,2009(12):13-18.

[21]其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从已经出台的地方政府促进就业文件来看,都是对于国务院文件中的相关选择性条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结合各地实际制定了相关标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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